據報道，2017年12 月18 日，由單向空間、單讀、單向街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正式拉開序幕。六位當代創作者梁鴻、張定浩、李霄峰、陳楸帆、淡豹、戴濰娜，以“我的青年時代——一代人的痛與愛”為題進行主題演講。本次演講在北京Meepark798站舉辦。

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節的主題是“一代人正在到來”，本場演講率先回應了這個主題，并從“青春”的角度，回顧這一代創作者的個人史，以及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的變化。大家的演講都關切到新技術時代、影像文化的到來，是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結構，在高度流動的時代潮流中，“文學”、“電影”、“鄉村”、“女性”等固定的概念，是如何生發出新的意義。

陳楸帆的演講題為《技術焦慮時代的文學修行》，其中“修行”這個詞，與最近興起的“佛系潮流”有關。他認為，這種戲謔的表達折射出的其實是這個時代的焦慮。在技術飛速發展的時刻，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這種焦慮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的。從事寫作的人也必須面對這種焦慮，并且以文學對抗這種焦慮。

以下為陳楸帆的演講實錄：

大家好，我是陳楸帆，非常榮幸能夠來到單向街書店文學節，聊聊這代人的怕與痛。我覺得這個題目起得特別好，在我看來單向街所關注的議題，所寫的文章，甚至包括他們每個人都特別有痛感，這在這個時代是一種特別稀有的品質。

過去一段時間大家可能都被一個詞刷屏，朋友圈、微信微博，鋪天蓋地，這個詞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我們對這個時代的判斷，這個詞就是：佛系。

都行，可以，沒關系。不爭不搶，認命隨緣。不僅僅是90后，似乎一夜間所有人都談笑風生間立地成佛。不爭不搶是因為真的無欲無求，還是只因為爭不到搶不著，認命隨緣是真的看破紅塵，還是因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看不清能夠努力的方向。在“佛性”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時代焦慮，遁入空門并無法消除這些焦慮，折射出每一代人對于這種匱乏不同的心理應對機制。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看，現實性焦慮是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應對不確定性的情緒和行為反應模式。而這種不確定性在當今時代被無限放大了，為什么？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的原因我相信在座各位老師比我專業得多，今天我主要談談技術如何讓這個時代變得更加焦慮。

早在1949年，香農的信息論早已提出了，信息是用來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這個定義雖然簡單，卻奠定了我們現在整個信息社會的基石。在我們生活充斥著數據和比特的今天，人類的大腦卻與數萬年前石器時代的大腦沒有太大區別，依然是億萬年進化而來的基于物理先驗知識的信息處理系統，我們大部分的思考都是由一套強大的受控于情緒與生物本能的系統一，與另一套不那么強大的可以運用有限理性進行數據收集、分析、決策的系統二共同完成的，它們所動用的大腦區域是不一樣的，我們往往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讓系統二凌駕于系統一之上，作出所謂的理性判斷，即便是這樣的判斷，有時也遠遠不如簡單的機器來得準確。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只要把所有人的面孔調轉一百八十度，人腦立馬就會產生臉盲，而對于機器來說，這只是變換坐標系的小菜一碟，更不用說處理一些高維數據模型了。因此，這個看似信息極大豐富乃至爆炸的時代，其實是對人類大腦極其不友好的時代，得到的信息越多，其中的噪音、錯謬、變形、誤差，我們并沒有辦法通過某種程序自我消化糾正，它們沉淀下來，成為所謂的認知盈余與信息過載，成為我們的焦慮本身，影響著我們對于未來的判斷，對于行動的選擇。

如果說這是技術時代對于人腦預測不確定性的放大，那另一個方面的不確定則更為要命，那就是對這個世界解釋的不確定性。在這件事情上，不僅僅普通人焦慮，科學家也焦慮。

在剛剛開完的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全球頂級會議NIPS上，就職于Google的資深工程師Ali Rahimi因為10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拿到了“Test of Time”論文大獎，顧名思義是用來獎勵核型歷經時間考驗的學術成果。照理說拿了獎應該很高興，可Ali這個耿直boy卻在頒獎典禮上說了句狠話，這句話一石激起千層浪，一下子震動了整個業界。她說“人工智能就是煉金術”。大家知道，煉金術在蘆檔歷史上聲名狼藉，盡管客觀上推動了冶金、防止、醫療等領域，但漫長的時間里，它與相信水蛭治病，化鉛為金甚至煉制不陪氏亂老仙丹捆綁在一起。Ali這句話的意思是，在當下的人工智能研究領域里，大家用著許多看起來非常有效的技巧，能夠提升機器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我們對于背后的原理，如何運作一無所知，一切都像是煉金術一樣，或者更直接點，玄學，但是大家仍然在不計后果地狂飆突進中。

從這場AI界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我們也能深深體會到科學家們在這個時代的焦慮。技術發展得太快，以至于我們都無法完全理解。這讓我想起一個文學理論概念——延異。延異來自德里達。有許多人文學科的理論概念，是我離開了學校許多年之后才領會其妙處的，比如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比如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間性”，而其有效性往往跨越了學院語境，進入一種日常經驗范疇。在德里達看來，作為意義歸宿的“在場”已經不復存在，符號的確定意義被層層地延異下來，又向四面八方指涉開去，猶如種子一樣到處播撒，因而它根本沒有中心可言。

而在當下技術時代，任何對于技術的言說都只能借助于圖像、比喻乃至于文學，而技術核心本身是無法言說的，是純粹的數與理念的存在，人工智能、引力波、量子物理、石墨烯，這些技術即便經過科普，對于大眾仍然存在認知門檻，仍然是一種霧里看花，甚至帶來更深的誤解。前幾天一個導演告訴我，讀到《三體》里寫到“整個宇宙為我閃爍”，腦中頓時腦補出好萊塢大片般的炫酷視覺，后來經過專家指點，了解到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回事。而諸如人工智能是否會統治人類這種壞延異更是煽動恐慌，制造焦慮。

在這個時代我們究竟能否緩解自己的焦慮？我不斷在問自己，因為我寫的是科幻小說，很多時候我會覺得我自己寫的東西太客觀了，我想回到最初文學所能夠帶給我們感動的源頭。我們之前說了，人類大腦的認知是有局限性的，我的一位老師提出了一個關于“幸?！钡母拍睿矣X得放在文學上非常合適，他將認識科學與積極心理學做了一個結合，認為既然人類的意識、人類的自我認知等等都是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維度來進行分層的。打個比方，我們人類精神層面的東西最后都得劃分在原子、分子的活動，相對應的幸福同樣也是可以根據時間維度來進行區分的，他舉了三個維度，我覺得就是文學在我的生命當中帶給我的幸福感：

第一個是在秒的時間尺度上所升華出來的逾越感。

第二個就是在分以及時這樣的時間維度上升華出來的專注。

第三個是超越了時間維度所升華出來的意義。

尤其放在科學小說的領域，我覺得這三個層面的幸福互相交疊、碰撞，帶給我的幸福與滿足讓我足以抵抗這個時代所帶來的焦慮。

回過頭來說，這個時代對寫作者來說同樣是不友好的，我們可以想一想在以往傳統的時代，我們不會要求一個作者長的好看，我們不會要求一個作者能說會道，我們不要求一個作者是個段子手，能夠拍電影，在這個時代我覺得特別可笑的就是，人們希望作者是一個全能型的選手，感覺作者是被寄予了無法負荷的重擔。

另一個，這個時代寫作的題材受了非常大的挑戰，在以往我們會寫非常多的連環殺人的，但是在這個時代，全國有1.76億部監控攝像頭，它們覆蓋了你所能到達的每個角落，我們應該有一個全球最為精密的監控系統叫做“天網”，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受到了《終結者》的啟發，前不久有一位英國的記者他試圖想挑戰這樣的一個系統，他把自己的身份信息錄入到這個系統之后，他只逃出去7分鐘，就被系統鎖定，然后警察就把他帶走了。就在這樣的時代，你很難去想象一個人怎么樣去犯下連環殺人案，能夠由此做出一些文學性的東西，在我看來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一個“怎么寫”的問題。這個時代我們過于依賴搜索引擎，而搜索引擎本身就是信息與話語不斷延異的過程，當我搜A它會出現B，當我搜B會出現了C，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無休止的蔓延下去，用我的朋友李松睿的話說，其實信息過載就是人為制造一種焦慮來對抗焦慮的過程。因為它會讓你覺得自己是在干一件正經事，而不是無所事事，但其實你收集了上千上萬次的寫作素材，但你遲遲不愿意寫你小說的第一句話，現在會陷入這樣的一種困境，怎么寫。

再回到第三個問題“給誰看”，我們寫的東西給誰看，在傳統的文學生產過程里面其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你的書出去了誰愛看誰看，最多就是一些讀者會寫一些信，可能還是紙質的文件發到你這里，可能還是經過了好幾年的中轉?，F在非常多的作者，都是在一個在線的平臺上，拋出一篇自己的作品，過不了幾秒種就會有好多的評論，有的人說這個太科幻了看不懂，有的人說你這個不科幻，我早就看過了。每一個作者就會陷入焦慮的場景當中，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評判自己的作品，因為缺乏一個有標準的持續的能夠發生作用的文學。

最后一個問題“為誰寫”，以前我們都會特別高調、高姿態的說我們是為自己而寫或者說稍微友好一點說我們是為讀者來寫，但是現在的問題不一樣，我認識非常多的作者，他前兩天被大公司、大資本看中了，買過去改編成電影、劇本，拿到了非常豐富的稿酬，在他寫下一篇的時候他陷入了一種焦慮，他不知道這個問題應該為誰而寫，是為自己而寫，是為讀者而寫還是為大電影公司、資本而寫，這就是我們所在的IP時代的一種焦慮，這種焦慮導致了我們在寫作的過程當中一直是處于痛并愛著的狀態。

到底我們應該怎么樣去面對這種焦慮，我覺得只能回到文學能夠帶給我們三種幸福的境界，愉悅、專注以及意義。文學是一種修行，讓我們微笑的同行，此處應該有佛系表情包，謝謝。